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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 | 31st Mar 2013, 23:11 PM | 通通唔識 | (47 Reads)

(這只是一篇功課,反正寫了又是中文,就此分享一下)

 (圖片出處:http://poemsforkush.com/2013/02/17/mental-illness-is-such-a-dirty-word/)

  我選用中文來寫這個題目,因為自問中文程度較英文好,然而我卻立刻面臨一個重大的難題:究竟我應該如何翻譯這條題目呢?這個難題並不在於題目之中有任何艱深的詞彙,而是在於我選擇的任何一種說法都可能會帶有另一種含意。當然,題目的後半部爭議較少,分別就是生物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前半就不然,把illness譯作「不適」還是「患病的狀態」已是大有不同,已經反映某些價值上的微妙不同。「不適」並不一定會涉及到細菌或病毒,但對於患病我們通常也會與病原體扯上關係。不過,我暫且將其稱為「不適」,因為相較起來好像較為中立。

  其實,這個有關如何翻譯題目的思考與我對健康與不適的本質的思考十分類近,每一個符號、標誌和文字都不是事物的本身,而是該事物的代表;每一個符號、標誌或文字卻可以同時擁有不同的意義,但那一個意義能夠脫穎而出成為我們的意識形態,就必定是論述之間互相角力之下的結果。因此,我認為健康與不適是政治的,因為這些概念其實可以被人用各種方法詮釋,但今天我們對這些概念之所以好像有了慣常的用法,那是不同論述角力之下的結果。本文將先就生物、文化、政治等概念作簡單介紹,然後將指出我們如何可以從生物和文化角度理解健康和不適,最後則會論及兩者之間的張力如何構成我們最終對健康和不適的理解。

  我們要問健康和不適的本質為何,那是因為不同的本質代表我們對這些概念的不同認識和態度。假如我們認為健康與不適是生物的,那意味着我們相信生物這門科學能夠理論化人健康與否的問題,繼而當我們自覺不適時,應當向醫學尋求協助。假如我們認為健康與不適是文化的,那健康和不適就分別代表着文化層面的常態和越軌慣習或狀態,而我們不會去向醫學求援,反而是將其融入於日常生活的文化之中。最後是有關政治的,我在這篇文中會把政治定義為與權力有關,把健康與不適說是政治的並不是指它們與政界有關,而是指它們的本質是透過不同論述的力量較勁後得出來的結果。

  從生物的角度看待健康與不適,在現今來說就是從醫學的角度切入這個問題,而為了更完整理解生物的健康與不適,則必須從這種理解的歷史開始着手。在現稱為醫學之父的希波克拉底時期,以他為首的醫學知識透過體液的平衡嘗試解人健康與不適的原因。雖然這套理論在現世的標準下好像沒太大科學根據,但不少歷史學認為希波克拉底的理論排除了以超自然方法理解健康問題,構成了科學醫學的基礎。(Porter 2006: 79) 然而隨着時代的轉變,儘管希波克拉底被譽為醫學科學的奠基者,而跟據他的理論人體是擁有某程度的自我康復能力,但到了十九世紀許多地方例如法國的醫生已經無視了這方面的傳統,反而把視線集中於解剖和診斷之中。(Porter 2006: 155) 以致工業革命到來後,機器的概念成為了我們理解世界的方法,醫生就運用解剖和診斷的知識把不適與器官、細胞、皮膚出現不正常狀態聯繫起來,繼而開展研究「維修」的工作。(Porter 2006: 82) 可以說,把健康與不適的本質看成是生物的,那意味着你相信生物學這門科學能解釋健康與否的問題,而這則表現於身體內的某部分基於內在或外在的任何原因未能正常運作所致。

  然而,以生物的角度理解健康與不適絕對不是唯一的角度,不少人則會把健康與不適視為一個文化的問題。從不少對於醫學化的批判中,我們可以理解從文化角度看健康與不適的論點。不少批判醫學化的人都認為社會生活和問題變得愈來愈醫學化,又或我們把這些問題都透過「疾病」這個科學各度來詮釋。(Lupton 1997: 95) 那些社會生活或問題之所以會被醫學化,從文化的角度來解說,就是因為那些行為偏離了人的慣習。也就是說,病之所以為病並不是因為我們的身體機能出現了甚麼毛病,而是我們的行為與社會的主流出現了偏差,影響我們在社會生活,繼而我們針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再配上醫學的解釋。因此,與健康不適有直接關係的不再是細菌和病毒,而是不符合主流的價值或行為,例如有一些著作稱中產倦怠和無聊的特性是一種傳染病,而這些論述對健康與否的理解已經遠離了醫學的領域進入了文化的層面了。(Lavin and Russill 2010: 68-9)

  以上提到的兩種論述,大概是對於健康與不適的主要說法,然而兩者並不是如不同宗教信仰各自有自己的信徒,相反這兩種論述其實是在互相角力,爭奪該概念的話語權。話語權是私人物品,例如一旦身體的運作被定為純粹機械性,「那它就只會單一地成為醫學的財產,身體就像被貼上了一張禁止進入的告示一樣,其他論述如神學等都不能侵佔。」(Porter 2006: 81-2) 上段提及有關醫學化的爭論正是兩種論述之間存在張力的證明,例如批判醫學化的女權主義者就認為醫學主導了女性懷孕和分娩的處理方法,令到一直以來行之有效的「非專業」助產士被排除在這個行業外,「專業」的醫學於是侵佔了我們日常處理生活問題的空間。(Lupton 1997: 95-7) 當然,我們生活中的很多層面仍然是把醫學排除於外的,尤其是由法律所介定的越軌行為,例如偷竊或詐騙等行為在現今這個世代還不會被認為是某一種病的結果,即使找到亦難以讓人接受;又如有人說替賴床找到解藥的話,你可較傾向相信那是毒藥多於解藥,那是因為醫學的論述還未能侵佔這些領土,這些越軌或稍為不正常的行為只停留於文化上與主流有所偏差而已。因此,生物和文化兩種論述其實是在互相角力的,一種論述的主導意味另一種論述的沒落,彼此存在着一定的張力的。

  直到這裏,我們提出了所有與健康和不適有關的事情都可以同時透過生物和文化這兩方面處理,只是經過雙方角力後出現了主導的論述。這一個過程使得健康和不適的本質是政治的。把某東西說是政治的,就是說他的本質的構成涉及着某些權力關係。在健康與不適的討論之中,正如波特(Roy Porter) 所言:「雖然我們討論了許多對於疾病的本質,但我們必須謹記醫學永遠嵌入於人類文化的發展與身體需要之中。」(2006: 102) 因此,科學的邏輯性或是傳統理所當然的力量有多強大,我們都應該謹記他們都不能完全理解健康與不適的本質,因為從不同的層面看待健康與不適會得出不同的結果,而要回答健康與不適的本質是甚麼亦是不可能的。不過,本文想針對的並不是健康與不適的真正本質(因為那沒有一個答案),而是那些有關健康與不適的論述的本質,那正如上段所言是一個政治的過程。

  總結全文,某事情是健康或是不適可以從生物的和文化的角度理解,但我們還是在某特殊領域對健康和不適有特定和單一的理解,那是因為該單一的論述把其他的排擠在外,而這個排擠以致出現了「健康和不適表面本質」的過桯是政治的。那我們還是要問:這種看待健康和不適的視角對我們思考它們有甚麼意義?也許,這種把健康與不適的本質看作政治的看法,是一個提醒,無論有任何人對於健康和不適作出如何有力的分析和論述,這些論述在一個背景完全不同的時空可以是無人相信的。我們今天相信醫學沒有任何問題,但當一天醫生告訴你你藥石罔效的時候也不必絕望,隨心而行,順應自然不自覺走上康服之路也不足為奇。

 

參考資料

Lavin, Chad and Russill, Chris. 2010. “The Ideology of the Epidemic”. New Political Science, 32(1), pp.65-82

Lupton, Deborah. 1997. “Foucault and the Medicalisation Critique”, in Alan Perersen and Robin Bunton (eds.), Foucault, Health and Medicine (London: Routledge), pp.94-110

Porter, Roy. 2006. “The Rise of Medicine”, in Roy Port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c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6-70.

Porter, Roy. 2006. “Medical Science”, in Roy Port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c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3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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